陶庆梅｜《风筝》与革命伦理

       编者按：原文发表在《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5期，感谢作者授权“古典学研究”微信公众号推送，相信这篇分析电视剧《风筝》的精彩之作有助于思考革命传统伦理与中国古典伦理的优良德性的关系。

     近些年“谍战剧”在大众文化中颇引人瞩目，佳作频出。这大概是因为“间谍”这样一种特殊职业，在极端的环境中对人的极端考验，较为容易用电视的方式进行戏剧化表达。尤其是置于中国现代革命中的“间谍”，处于中日、国共等复杂的政治、民族与阶级关系中，给了“谍战剧”足够的想象空间。当然，电视剧毕竟是一种大众文化产品，它的表现方式注定会混杂着各种大众文化要素；而在其接受语境中，它的思考也经常会发生各种错位与转移——比如，随着《潜伏》的热映，类似“办公室政治”这样的话题很快成为人们理解作品的方式。但是，这并不妨碍总是有些创作者，仍然坚持在大众文化中植入一些深入的思想讨论。2017年播放的《风筝》，就是接续着《潜伏》努力的方向，以大众文化的方式，讨论着深刻的政治伦理的问题。

一 革命文学与大众文化

电视剧《风筝》塑造的中共特工郑耀先，1932年受苏区国家政治局保密局委派，打入国民党内部，代号“风筝”。从1932年到1949年，郑耀先作为国民党军统的高级情报人员，周旋在敌我之间；从1949年到1980年代，郑耀先仍然以“国民党特务”身份，完成肃清特务的历史任务；而为了让故事更有传奇性，《风筝》创作了另一个与郑耀先形成对照关系的人物——国民党军统潜伏在共产党情报系统内部的情报人员韩冰。作为“谍战剧”的类型剧，《风筝》既具备高度的传奇性、情感的丰富性，同时，相比其他谍战剧，它对地下党谍报系统的行业特性则更为熟谂；对谍报这个特殊职业，也更具理解与尊重。不仅如此，《风筝》的独特之处更在于，它并没有在当下语境中对“谍报”这个职业进行中性化解读——在《风筝》中，故事主角郑耀先的自我称谓，已经从“谍报人员”、“情报人员”这一职业身份，过渡到更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侦察员”。

这样一个称谓的改变，意味着作为“谍战剧”的《风筝》接续着《潜伏》开启的以电视艺术的形式、以“谍战”为题材讨论政治信仰的脉络——在某些程度上，《风筝》还将《潜伏》里对政治信仰的探讨推进得更为尖锐。《风筝》恰恰是从近年来思想界对政治信仰质疑的最深处入手，将两种最棘手的政治伦理考验，作为整个传奇故事的贯穿性问题意识。这两个棘手的政治伦理问题，首先是作为一个有着政治信仰的情报人员，如何在现实生活层面回应个人的日常生活伦理？如何在革命工作与家庭、朋友以及个人情感冲突的时候做出选择？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情报人员被组织抛弃，乃至被组织误解了，这个人受到了极大的冤枉，他怎么处理自己的政治伦理？他的政治信仰还算数么？

这两个棘手的问题，是很多所谓严肃文学都没有触碰的政治伦理问题，也是革命文艺作品常常忽略的问题。可能正是因为被忽略，所以在新时期的文艺作品中，它往往成为一个软肋，成为颠覆政治信仰、摒弃政治伦理时的攻击目标。在现实的思想讨论中，人们往往简单地以“人性论”的日常伦理来攻击政治伦理的缺憾，以革命斗争的残酷性，来否定革命的理想性。

如今，经过四十年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关系相对缓和，局部战争也远离中国，人们对战争的紧迫性、斗争的必要性，早就变得淡漠；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导致个人主义成为主流的价值叙述，日常伦理逐渐主宰当前大众的日常生活。这时候，革命的残酷性，革命中的错误，革命者为了革命要付出的代价，愈发会成为颠覆革命的有力武器。因而，当前要讨论中国革命的正当性与必要性，讨论革命对当前思想建设的意义，这些问题就是不能回避的。《风筝》有意无意地撕开了这样一个讨论的切入口，通过塑造一个复杂的“间谍”形象，通过一种感性的方式，切入到政治伦理的重大问题之中。

二 考验与信仰：革命高伦理要求

 1、日常伦理与政治信仰 

对于当前的观众与读者来说，《风筝》的成功，首先在于塑造了郑耀先这样一个有着丰富社会关系的侦察员形象；也正是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使得他面对的伦理处境也非常复杂。

郑耀先作为中共代号“风筝”的秘密战线工作人员，是在1930年代进入军统内部的。此后，在军统内部，为了生存并完成组织的任务，必然要在其中牵扯到各种人际关系。这些关系，既有兄弟情，也有儿女情。《风筝》正是以郑耀先作为共产党侦察员，如何在现实中处理与兄弟的关系、与女儿的关系，来讨论日常伦理与革命信仰之间的关系。

电视剧《风筝》显然吸收了大众文化对“兄弟情”塑造的成功经验，《风筝》里的“兄弟情”既有血性又有温度。郑耀先的“兄弟”们，一种是像徐百川这样从抗日战争时期起，就并肩作战、生死与共的兄弟；一种是他为了在军统的生存，先后培养出的宋孝安、宫庶这些如师徒般的兄弟。《风筝》的儿女情更复杂一些，除了郑耀先在漫长人生中，先后与程真儿、林桃以及韩冰三个女性之间的情感与婚姻生活，最难处理，也是最让郑耀先愧疚的，是他与女儿周乔的关系。

《风筝》故事的叙述者就是郑耀先的女儿周乔——但她从最开始说出“我的父亲郑耀先”之后，紧接着就是否认：“不，他不是我的父亲”。这个对父亲的否定，源自这个父亲从她四岁开始，就从她的生活中不明不白地消失；而且在她以后漫长的人生中，她的父亲，每一次“偶然”出现，给她带来的都是更惨痛的伤害。《风筝》对这种复杂的伦理关系，没有回避。至于徐百川等兄弟，袍泽之谊并不妨碍1949年后他留在山城完成最重要的工作，即揭发埋伏下来以徐百川为核心的特务组织；而面对宋孝安、宫庶这些他亲手带出来、又多次保护他的兄弟，他同样亲自安排了伏击宋孝安、宫庶的计划。

《风筝》第33集，是这两种伦理对郑耀先集中的一次考验。

在这一集，郑耀先亲自出马，伏击宋孝安。之所以如此，是出于对孝安反侦察能力的了解，他知道现在的徒弟侦察员马小五远远不是对手；他亲自出马，也是利用孝安对他的感恩心理，引诱孝安现身。但在伏击过程中，他没有想到偶遇女儿周乔在码头上给人擦皮鞋。枪声响起，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女儿保护起来，然后，又不得不离开女儿——尽管这是女儿周乔在母亲自杀、父亲失踪后第一次见到他。这个时候，郑耀先知道女儿是多么需要自己。但为了完成任务，为了不暴露身份，他既不能回去看望周乔，也不能接受同事收养周乔的好心。而父亲失踪、父亲的“反动派”身份给周乔带来的彻骨伤痛，在叙述者周乔那儿，表现为在故事的结尾处，周乔带着自己的孩子坚决地从郑耀先身边逃走，留下一家人的背影给风烛残年的郑耀先。

在朝天门的码头，宋孝安被击毙，四岁的周乔又只能失望地在街口等待不会回来的父亲。这种日常伦理冲突，如一把钝刀切割着每个人的心肠。战场打扫完毕，郑耀先坐在码头的台阶上，痛哭流涕。这时，他有一段说给马小五的话：

最优秀的侦察员，往往都招人恨。恨他们的，不仅仅是他们的敌人，还有他们的朋友，亲人。干上这一行，要敢常人之所不敢，能常人之所不能，为常人所不愿，忍常人所不能忍，甚至行常人所不齿。做常人所不屑，这个职业最要的还有忍受。忍受失去一切常人应该得到的，忍受家人朋友终身的误解，忍受职业给你带来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但在国家需要你面前，你有选择么？没有。

这种日常伦理的痛，郑耀先说给马小五听，因为这是同样作为侦察员的马小五今后也要面对的。马小五的妻子冷梅川受过精神创伤，于是他每次执行任务时，都要给妻子喂一粒安眠药。这种习惯，使得冷梅川日后只要一看见他的旅行包，就知道自己要吃一粒小药丸。而对这种残酷的回报，就只有马小五退休以后，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音乐声中，与冷梅川翩翩起舞——侦察员不是没有日常情感，不是不懂浪漫，而是个人感情只能沉淀在内心深处。但是，只要你理解了这样的感情，你就能知道这感情有多真挚。

革命的迫切性，革命的艰难性，都使得这场革命对人的伦理要求非常之高。这种高伦理的要求，在某种意义上是把人的日常伦理推到边界，要求革命者必须在现实中有着超越一般得失的原则。同样在第33集，同样是坐在打扫完战场的朝天门码头上，郑耀先对马小五说：

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为国家牺牲。你做到了。这本身就说明了你的价值。和这种价值相比，还有什么比它更完美的回报。大丈夫立于天地间，命可轻抛，但义不能绝。这个义不是别的，是信仰。没有什么可以凌驾它之上了。

 2、革命者如何面对误解

在日常生活中，革命者要不断接受日常伦理的考验；但是，还有比这种考验更为残酷的——你做的事情，可能没有人会知道；不仅如此，你也会被遗忘，甚至，被误解，乃至被冤枉。

“风筝”的喻义，也是在说，当郑耀先唯一的上线陆汉卿牺牲之后：

他从此就是断了线的风筝。挣扎在茫茫险恶的天空中，随时会跌落在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地方。

在残酷的情报战争中，郑耀先成了一枚“死棋”，他必须自己选择要做什么，不做什么。在山城解放前夕，当中统、军统、共产党都开始伏击他的时候，他主动把自己作为一枚国民党的“棋子”隐藏起来，以期能够发挥共产党侦察员的使命。为了潜伏下来，郑耀先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在警察局管档案的化名周志乾的身份。这种身份，给了他在解放后查清残留特务以方便，但作为历史的后来者，我们很清楚地知道，1949年之后的郑耀先要面临怎样的磨难。

这种身份，无疑会作为反动派的一员，戴着一顶“反革命嫌疑”的帽子。带着这顶帽子，他先后经历坐牢、劳改、被批斗。建国后一个“反动派”所要遭遇的所有磨难，他都不可能躲过。

这种磨难，并不因为他终于有机会向组织说明，他是从苏区潜伏下来的侦察员就能缓解。首先，他要面对一系列甄别工作。革命战争的复杂性使得“凡是打入国民党系统，并且失去组织联系的必须要履行严格的手续”；而他唯一可证明自己身份的蓝宝石戒指，也只能是“管用，但不能证实。能证实的东西都作为机密被埋藏在陕北的黄土地了”。这确实是革命战争的残酷现实。最终，即使他经过重重甄别，被承认确实是没有背叛过革命的侦察员“风筝”，但是，因为他作为“郑耀先”的身份，有着“一笔笔革命烈士的血债”，“痛恨和揭发郑耀先的太多”，不要说“平反”，为了防止别人怀疑，甚至连“川康特委追杀你的命令，暂时还不能撤销”。

因此，解放后，郑耀先一方面继续作为“反革命嫌疑”的周志乾被劳改（这是组织对他的最好保护），一方面又在劳改中作为“风筝郑耀先”去执行秘密任务，组织不会给他任何“说法”——对此，郑耀先的回答是：“从我打入敌人内部那一天起，我就深知，连死都要无声无息。还谈什么说法。”

郑耀先的一生可以说受尽了各种委屈——从日军的围剿、国民党的监狱到共产党牢房。“文革”中，虽然在执行特殊使命，但他同样要面对各种批斗，与革命小将、与群众组织斗智斗勇。在“文革”最困难的时期，有着“国民党”身份的郑耀先，对有着共产党员身份的韩冰说的是：“你还是不是个共产党员”——是个共产党员，就意味着，你就要接受这样的考验。

也许正是因为把磨难作为对共产党员的考验，我们看到，尽管《风筝》中也有对“文革”遭受迫害的叙述，但同样的历史过程，由于人们的感受不一样，叙述方式也就有所不同。《风筝》的叙述方式，不同于我们过去经常看到的“伤痕记忆”——这个“反动派”无论是在劳动改造、扫大街，甚至在被批斗，都是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的——因为，“这些委屈，和牺牲的烈士比起来不算什么。”

这类内容在《风筝》中的最经典表现是郑耀先与韩冰在香橙镇扫大街——创作者也许有意地将电影《芙蓉镇》的经典场景移植到这里。但郑与韩的扫大街，不是当年满腹含冤的悲愤景象，他们扫大街，是两位惺惺相惜的情报人员互相关爱的情感展现，是这两位真心相爱的情侣最浪漫的时光——香橙镇街口的秋千，就是他们爱情的见证。现实生活的艰难，绝不会阻断情感世界与精神世界的高扬。

         最终，经历过“文革”九死一生的郑耀先，完成了组织交给他的最后一个任务，找到国民党特务“影子”——韩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组织的要求是去天安门——当年他以国民党特务身份回延安不能敬的礼，终于在生命的最终处完成。

       《风筝》的独特意义，在于将一个共产党员可能面临的考验，从以前来自外部敌人的残酷打击，深入到他的内心深处。革命是残酷的，它有时会将个人伦理推到边缘，需要个人为国家和人民这个共同体让渡部分日常伦理；革命是残酷的，还因为谁也没有办法确保革命过程中不会犯错误。革命的高伦理要求，不仅意味着对日常伦理的侵犯，它还意味着，信仰是嵌入到个人自觉之中，它不会以革命过程的曲折、不会以个人的荣辱，放弃对革命理想的追求。

那么，革命者为什么能坚守这样的政治伦理，守护自己的信仰？

三 牺牲与信仰：生命如何有意义

现在我们谈信仰，容易把信仰抽象化；抽象化的信仰，就容易变得空洞。现实中，当战争与革命对于大多数人，都显得太过遥远的时候，人们自然会问：政治信仰，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有了这样的信仰，他们就可以接受这么残酷的考验？

如同《潜伏》一样，《风筝》中政治信仰也有一个直接来源——《为人民服务》。不同于《潜伏》的是，《潜伏》里《为人民服务》这本小册子的出现，更多是一份政治信仰的象征物；而在《风筝》这里，《为人民服务》不仅是象征之物，而且更主动地嵌入到了信仰的塑造过程中，让信仰具备了可感的意义。

《风筝》从一开场，郑耀先面对的就是自己同志一个个的死亡。从曾墨怡的牺牲开始，紧接着是郑耀先当时的恋人程真儿的牺牲，再后来，是他唯一的联系人陆汉卿的牺牲。

每当面对生死关头，《为人民服务》一次次呈现为郑耀先的内心独白：

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这段我们熟悉到可能都会忘了它出现于何时、何种境况的话语，在郑耀先、陆汉卿、曾墨怡……他们艰苦的斗争中，重新焕发出了昂扬的意志。《为人民服务》在《风筝》中的独特意义正在于，它以残酷的情报战线的斗争为介质，成功还原了《为人民服务》这个文本的现实语境。《为人民服务》所诞生的1944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漫长而艰难的时刻，也是中国革命的艰难时刻。在这漫长的革命战争中，怎么面对战友、同志的死亡，怎么理解生命的意义，获得坚持的勇气，可以说是当时迫切的思想问题。而在秘密战线更为惨烈的斗争中，牺牲，更不是一件稀罕的事情。谁能在那样的战斗中存活，谁又会死去？有时是有一定偶然性的。在隐蔽战线，一个人的生命经常是别人用生命换来的；自己的同志为了保护自己去牺牲，那自己的生命，又意味着什么？

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中，《为人民服务》，从张思德，从一个普通战士的死，来回答在那个时代非常迫切的生死观问题；通过对生死观的讨论，回答了人的生命的意义问题，为普通人建立了可感可触的信仰。信仰，某些意义上，确实建立在人的生命观基础之上，建立在人对生命意义的理解之上的。信仰如何获得，也许可以转化成另一个问题——如何理解一个人的生命，如何理解一个人在有限一生中的意义？

对《风筝》中的郑耀先来说，曾墨怡、程真儿和陆汉卿的一个接一个死去，不仅意味着他是个断线的风筝，而且从此以后，他要如何理解自身的生命？尤其是陆汉卿的死。陆汉卿是为了掩护郑耀先，在他面前，“一头撞向了国民党特务宫庶手里的竹签子上”。陆汉卿选择了死，把生留给了郑耀先：对陆汉卿来说，他选择牺牲，是他相信，他的生命意义，可以通过郑耀先继续去传扬，他把自己这一个体的生命赋予了一个共同体——他的死，是为“中国人民”而死；而对郑耀先来说，他因陆汉卿的死而存在的生命，从此就不属于他一个人，他的生命，因为陆汉卿的死，也属于整个共同体。因而，在1949年后郑耀先虽然不断蒙受冤屈，他总是会说：“我早就是一个该死的人”，“和那些牺牲的同志比，我没有什么可委屈的。”

在《风筝》的电视语言上，为了表达“牺牲”的特殊意义，导演反反复复地将陆汉卿的受刑，塑造为鲜明的耶稣受难造型。这种受难造型，不是属于陆汉卿一个人的，而是属于像他那样，如曾墨怡、程真儿、江心等一系列为革命献身，为他人的生命奉献自己的革命者。同样，接受这种生命意义无声传达的，也不属于郑耀先一个人。《风筝》第8集，黄河边上，一心为战友报仇的江心，这个年轻的女孩子是这样说的：

曾墨怡在窃取那份国民党潜伏特务73人名单的时候，她也怕，而且非常怕。每天晚上做梦都会哭醒。但就是这样一个胆小的女子，在面对敌人酷刑的时候，宁死不屈。敌人没想到我也没想到。到后来我明白了，她之所以这样做，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这句话不是说说而已。前有曾墨怡，后有我江心。

《为人民服务》正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艰难时刻，通过张思德这个普通战士的牺牲，为大多数人的生命寻找到了新的意义。为革命的死亡，是牺牲；牺牲意味着，个体生命不会因为肉体的死亡而丧失意义。生命的意义，不再是以个体的生命空间与个体的生命时间来衡量的。正如郑耀先，在有生之年，他无法得到女儿的谅解，但作为叙述者的周乔，在自己成为祖母外祖母之后，终于承认“我的父亲郑耀先”；终于感受到，“他那颗心，该有多疼”；而他受尽磨难后向组织请求去天安门看升旗——就是因为，他那终究要消亡的生命，是因为附着在一个永恒的事业上而不朽的。

郑耀先第一次以国民党军统特务的身份到延安时，在黄河边，对着今后要死心塌地做自己小弟的宫庶说（第11集）：

大到宇宙小到人类，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么？人生无常。做我们这行的，死亡如影随形。就像日薄西山的太阳，明天还会照常升起。就像旷野中的小草，冬去春来，也是一岁一枯荣。我辈去了还有下辈。只要宇宙还在。世间万事万物，尘归尘土归土，水月镜花却是生生不息。

      这话，与其说是讲给身边的宫庶听的，不如说，他是说给脚下的黄河与黄土地听的。

四、信仰的时代条件

可以和《风筝》对照阅读的一个潜在文本，除了《潜伏》，还有萨特的《死无葬身之地》。在萨特的这部剧作中，他同样构造了一个残酷的虚拟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不仅每个被俘的游击队员要面对酷刑、面对死亡、面对为了保守秘密杀死一个孩子的内心折磨，被保护的游击队长也要面对这些人为保护他而做的各种选择；甚至关押、审问、杀害被俘者的德国军人，也要不断地面对自己的人生选择。《死无葬身之地》，大致可以说是萨特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文学简本，在这里，他集中表达了，面对死亡，人可以有自由选择——当然，人在经过选择后，会成为不同的人。但人，总是以他自己的选择来确定作为一个人的终极意义。显然，在《死无葬身之地》中，萨特强调的是人有选择的自由，因而，生命有其自由意志。

而在《风筝》的语境中，在中国革命的一些特殊阶段，革命战争中的人的生命，是没有可能“选择”的；生命，也就不太可能有所谓“自由意志”。在中国革命的语境中，个体生命的存在，是在其他人“牺牲”的基础上获得的；因而个体生命的意义，是因为归属于共同体；只有共同体存在，个体生命的意义才会被彰显。但在萨特的存在主义那儿，共同体已经被消解；个人，是独自面对着死亡这个终极命题做选择的——因而，选择只和他个人有关，和他人无关。

从这个视角观察，“文革”后，存在主义在中国成为显学，是不无道理的（只是存在主义有着与欧洲强大的基督教思想对话的意义，在中国又是被忽略的）。市场经济的伦理逻辑，与革命战争远，与存在主义近。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理性人逻辑”、“经济人假设”，都是致力于把人从共同体中拆分出来，以个体的竞争来推动资本的快速增殖。与此伴随的潘晓关于“人生的道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讨论，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塑造个人的人生观与生命观：它力图以“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修订革命的高伦理要求。但是，即使是这样一种生命观的修补，也仍然无法抵抗市场经济浪潮快速推进下的人伦解体与政治信仰的崩坏。

在今天，我们面对着的现实状况就是市场经济快速推进造成的伦理崩坏与精神虚无。在市场经济的进程中，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文艺思想开始了漫长了对革命伦理的消解、攻击乃至践踏。如今，面对伦理破坏造成的道德滑坡，市场经济只能要求以“契约”来重塑社会关系——这，可能么？任何一种契约背后如果没有价值支撑，这种契约能建立起来么？即使形式上建立了，对于人真的有约束么？

《风筝》这部电视剧，在我们面对市场经济造成的人伦瓦解、信仰缺失的当下，带我们重温革命时期的政治伦理与政治信仰。它不仅以感性的方式，呈现了革命者的坚定信仰，而且，也揭示出坚定信仰的落实，需要个人人生观的支撑。

     信仰是不会随着话语自动生成的。革命过程中所锻造的政治信仰，有着以独特的生命观为基础的高伦理要求。在《风筝》中，我们看到《为人民服务》的片段，在“文革”中，也会出现在革命小将和造反派的口号中。但无论怎样，我们都会发现，当信仰产生的时代条件不能重复的时候，当革命的高伦理要求不能付诸实践的时候，政治信仰会逐渐沦为一种空洞的话语。最终，革命话语会在其过度使用中，丧失政治信仰的依存空间。

这意味着，在今天我们要重建信仰，要让这样的信仰成为人的自觉追求，就需要落在当前的时代条件之上。任何一种抽空，都会造成现实中对伦理的破坏、对信仰的解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离开革命时代，就不能重建信仰。人的存在，总要回答生命的意义问题。这问题，可以被悬置，但终将会回归。 

中国近现代的这一场壮烈的革命，源于“中国人民正在受难”的惨烈现实；无数的革命者正是以“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为己任，走上革命的艰难道路。革命一方面是残酷的：正如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所说“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另一方面，革命也总是会遇到各种挫折——甚至革命本身也会犯错误。在这样的过程中，会有太多人对革命失望，把信仰当作愚昧。革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革命者要通过革命实践来检验信仰是否真实；但革命又确实需要信仰，革命者正是以此来校正革命的错误。

我们今天，通过《风筝》重温革命时期的政治伦理与政治信仰，不是要把革命时期的精神资源直接拿来。过去的时代条件确实无法复现。但中国革命内涵着的那种价值追求——一种面向现实追求大同的理想——这种价值追求在过去激发了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前赴后继，今天，它也应该成为激励我们向社会主义再出发的精神动力。

作者简介

陶庆梅，1974年生，200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2000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从事当代戏剧评论与戏剧研究。著有《当代小剧场三十年1982-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刹那中——赖声川的剧场艺术》（第一作者，台湾中国时报出版社，2003）。

延伸阅读

作者: 陶庆梅
出版社: 社科文献出版社
标   题: 当代小剧场三十年（1982-2012）
出版年: 2013年11月
页数: 238
ISBN: 9787509751244

（编辑：苏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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